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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春光
烂漫春光别有天 ——谈谈舒春光教授的创新绘画艺术
作者：刘国松
中国传统文人画曾有过辉煌的历史，使无数炎黄子孙引以为骄傲。但是，它发展至近代却出现了苍白和衰微的趋势，究其原因，是时代变了，社会环境、人文环境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也变了。这种变化是急剧而深刻的，也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文人画的笔墨程式在这种变革中显得相对滞后，因而诸多方面难以适应。这就客观上为一种在构思立意模式和创作方法上与文人画大相径庭的中国画新品种的出现，提供了条件，人们通常把这种中国画新品种称做“肌理制作”画，一时称谓不－，褒贬不同，但谁也无法否认它的存在。
1997年3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办的“20世纪中国画研讨会”上，刘骁纯先生把这类中国画冠以“非文人笔墨”，这一概念非常好，我认为“非文人笔墨”的中国画是破土而出的小苗，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长成参大大树。从50年代台湾的“五月画会”算起，短短的40年，只不过是历史上的一个瞬间，但是，从“非文人笔墨”开创之日起，发展很迅速，大陆改革开放以后，就出现厂一批有作为的“非文人笔墨”画家。他们审时度势，果敢地调整了自己的艺术探求方向向，甘于清苦寂寞，不畏艺途艰险，也不怕别人说三道四，如“没有真功夫”等等，坚定地走自己的路，舒春光就是这批画家中有建树的一位。我认识舒春光，先从读他的作品开始的。1980年，我在美国教书，来美国访问的艾青，高瑛夫妇处，见到舒春光的两幅作品。都是表现中国西部边塞风光，意境和笔墨与当时大陆流行的时尚不同，可以看出作者正在谋求建立一种新的风格。
1987年，我参加丝绸之路考察团，才在乌鲁木齐见到了舒春光。那时，他拿出一批“非文人笔墨”的作品给我看，受到了考察团全体同仁的赞许。他对几种新技法运用得很自如。我欣喜之余，有些不可思议。地处大陆西部边陲的新疆，交通不方便，信息闭塞，怎么会产生这样一位思想活跃，与海内外“非文人笔墨”同仁心心相印而又有独到见解的画家。
1988年，舒春光赴美国、加拿大访问、办画展，回国途进香港，曾在我家里住了一段时间，我们才有机会畅谈，适逢由我牵头促成的他的另一个画展在台北——原色艺术中心展出成功，更为他的海外之行增添了一份喜色。
1994年，在台北举办的“现代水墨画研究会”期间，我又和舒春光相见。大家为了同一个艺术目标，研讨、切磋甚至争论。当看到“非文人笔墨”的作品更趋成熟，作者遍及海外许多国家，大陆也是人才济济，我们无不由衷地欣慰。
舒春光是一位开拓边塞画风的大漠画家，就“文人笔墨”而论，也是有功力的。他在艺途的行进中，蓦然回首，发现了“非文人笔墨”蕴藏着丰富的潜力，便毅然决然地爱上了它。他说：“不拘一格地选用媒材，无所顾忌地采用各种技法，使我最大程度地放开了手脚，抒发自己的感情，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感。”是的，从此，他的边塞风情画手法更加多样，画面更加风采，令人耳目一新。
我曾多次说过：“肌理”实际就是“皴法”，二者并无不可逾越的鸿沟。“非文人笔墨”需要功力。“非文人笔墨”不但取决于对媒体性能的熟练掌握和应变能力，或胸无成竹，因势利导，将计就计，捕捉和凝固稍纵即势的瞬间美，或在混沌里闪现机敏，在零乱中整理出秩序，而且要调动体验、发挥丰富的想象，化腐朽为神奇，这难道不需要功力吗？
当然，任何事物都有多个层面，“文人笔墨”已历经千年，作者浩如烟海，但并非都构成佳作，平庸者也不乏其人，“非文人笔墨”亦然。我们不应以偏盖全，对“非文人笔墨”一概否定。况且，“非文人笔墨”才出现几十年，人们理应对其多一些呵护和支持，使之更加完备。
“文人笔墨”和“非文人笔墨”是两种不同的创作模式。品评二者，应有不同的标准，不应拿“文人笔墨”的标准去要求和衡量印象派的绘画一样。
舒春光的作品最初是具象的，近几年来抽象具象混合运用。中国画创新的一个难题是如何将新旧技法结合为一体而不互相排斥，他将这个问题解决得比较好，把地域特色、时代精神和个人感受等要素，在作品中处理得很和谐，值得称道。
我对春光收入画集的几幅表现火山和石拓山水感兴趣，希望今后作者创作出系列作品。新材料的不断应用，创作手法的千变万化，题材的不断出新，预示着“非文人笔墨”孕育着旺盛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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